抑郁和阿爾茨海默癥(AD)的癥狀有很多相似之處，如焦慮、悲傷和絕望、注意力下降、健忘、淡漠、行動緩慢。
以往臨床醫生多關注的是二者的診斷與鑒別診斷，然而近日《柳葉刀》發表“柳葉刀特邀重大報告：關于癡呆的預防、干預和照護”2020年報告認為，有效干預整個生命歷程中的12種危險因素或能延緩或預防癡呆病例發生，其中抑郁位列其中。也就是說二者之間并不是獨立的，而是存在發展和轉換的。
在今年中華醫學會第二十三次全國神經病學術會議上，來自華山醫院神經內科的郁金泰教授對抑郁和AD之間的聯系進行了介紹。
01 抑郁不僅是AD危險因素，也是AD的癥狀
眾所周知，AD病程具有三個階段：臨床前期、輕度認知障礙(MCI)以及癡呆期。
目前研究認為，患者在臨床前期(即患者尚未進入AD病程時)出現抑郁發作，則會大大增加患者進一步發生為AD的可能，且女性群體的發病率更高。因此，早期干預抑郁或成為AD預防的一大關鍵。
另外，發生在臨床前期的抑郁不僅是AD的風險因素，抑郁更是AD早期和后期癡呆精神行為癥狀群中的表現。據統計：
MCI人群抑郁發生率為32%;
整個癡呆人群抑郁發生率25%-30%;
血管源性癡呆(VaD)人群因臨床表現為淡漠，因此抑郁發生率更高，為40-50%;
AD人群抑郁發生率約為20%。
02 抑郁導致癡呆的內在機制
郁教授團隊近日發表的基于臨床病例的研究，關注到了基線時閾下抑郁(尚未達到抑郁診斷標準但抑郁評分高于0者)對認知的影響。研究發現在非癡呆人群中，相較于抑郁評分為0的人群，基線時閾下抑郁人群的認知水平惡化速度更快。
后續，團隊進一步探究了基線時閾下抑郁狀態對腦結構的影響，發現這類人群的海馬體積、顳葉內側和內丘皮質體積較抑郁評分為0者縮小速度更快。這也從腦神經結構變化的角度對抑郁導致認知障礙風險加重、增加AD風險給出了佐證。
在此基礎上，研究者進一步探究了抑郁-焦慮癥狀與Aβ沉積腦脊液標記物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與完全沒有抑郁-焦慮者相比，抑郁-焦慮人群腦脊液Aβ水平更低，也更加接近AD的臨床表現。后續分析也進一步證明，閾下抑郁正是通過降低腦脊液Aβ水平使得AD風險增加，但單獨存在焦慮并不增加AD風險。
除了基于人群的研究，也有研究者進行了內分泌以及分子機制的探討。有人認為抑郁引起的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PA)失調可促進AD的病理發生：抑郁會導致糖皮質激素受體下調、影響負反饋調節并導致糖皮質激素增高和應答能力降低，并最終增加淀粉樣沉積、Tau聚集，影響海馬體積、增加腦實質萎縮最終影響腦結構。
另也有學說認為抑郁可通過增加機體慢性炎癥最終促進AD病理發生：抑郁患者中樞與外周會有慢性炎癥持續活躍和抗炎物質的下調，在此基礎上Tau磷酸化狀態受影響，最終引起Tau的腦內沉積、神經損傷以及腦結構的改變。
此外，還有研究認為抑郁引起的神經遞質失衡可促進AD病理改變。目前我們干預抑郁最常用的便是SSRI、SNRI類藥物，因此該學說認為抑郁患者體內神經遞質的失衡會參與慢性炎癥的產生、降低神經保護作用最終與HPA理論和慢性炎癥理論走向同一終點：增加AD發生風險。
03 知機制，才懂得如何干預
2020年，郁教授團隊與國際認知領域的專家共同制定了AD的循證預防指南。指南建議人群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狀態，對已經存在抑郁癥狀的患者應密切監測其認知功能狀態(I級推薦，A4級證據)。
干預措施方面，指南推薦患者學會自我調節、通過合理傾訴來排解反復的消極思維，促進積極的心理計劃。抑郁患者應積極求醫，嘗試采用冥想、正念訓練以及針對性談話和藥物治療的抗抑郁手段來綜合干預抑郁，進而降低AD發病風險。
另外，在抗抑郁治療領域也有以人群為對象的研究認為：抗炎和神經遞質補充療法在改善抑郁的同時可以起到降低腦內Aβ和Tau沉積的作用。動物實驗方面，積極干預HPA軸異常對改善抑郁和延緩AD發展也得到了陽性結果。我們也希望這種療法可以盡快進入臨床應用。
小結·展望
流行病學和生物學均顯示抑郁可增加AD風險，輕微抑郁癥狀就可以增加AD發生;
抗抑郁治療有可能影響AD的風險、發生和進展;
早期識別臨床和亞臨床抑郁癥狀有助于預防AD發生;
未來應區分反應AD早期征兆的抑郁癥狀和與AD無關的抑郁癥狀，并積極開展以認知下降和癡呆為主要結局的前瞻性抗抑郁治療臨床研究;
抗抑郁藥物在AD早期治療的機制應進一步明確;
應增加民眾健康意識，使其認識到抑郁癥狀是認知下降的風險因素和早期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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